“书之妙道，神彩为之，形质次之，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。”这段话是南朝著名书法家王僧虔在《笔意赞》中提出来的。其中的“形质次之”四个字，在当今时代，笔者认为此言不太准确。此段话的意思，笔者以为主要是对书以记事，文以载道而言的。在王僧虔的那个时代，书法主要是表达思想情感、帮助人们进行语言交流的一种工具，“文好，字好上也”。
    书法作品水平的高低在于形与神的变化。形一般指作品的字体、形质；神是作品的内容。形神兼备是古人提出来的，没有形质无法体现神韵，可以说有了形才有神。进一步说，就是形与态的关系，即原有的为形，形是固有的物质基础，神是精神风貌，思想感情，神是人们追求的一种向往和理念。
    无论是人还是物体，怎样的形表现出来的就有怎样的神态，只有处理好形与神的关系才能正确的去创作，因为神的好与坏、奇与妙是靠形来体现的，如果抛开形单去讲神是不合情理的，也无法创作出好的作品来。
    中国书法这门特殊的艺术，其形神的关系该如何处理？以笔者浅见，应形在先，神在上，二者并重之。形是固有的物质，神是人追求向往的一种精神，形态烂漫，神采焕发；形质端庄，神采威然；形质潇洒，神采飘逸，才是正确的。
   至于王僧虔说的“书之妙道，神彩为上，形质次之，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”，笔者认为他不是指书法的神采，亦不是纯粹针对书法艺术而言的。因为当时书法不是专门作为一门艺术学问来研究的，此其一；其二，书法在当时仅是帮助人们代替语言交流的工具，是一种方式。因而这个“神彩”应该是指文章的内容、构词的巧妙、语言的精炼，“形质次之”其意是写字行文时应集中精力在内容上；“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”，是指若为文时字迹优美、形体飘逸，就会使文章更加锦上添花。
    苏轼有“书初无意于佳乃佳”之论，而千古经典的《兰亭序》和《祭侄稿》也能说明此话的道理。当今时代，人们把书法作为一门学问来专门研究，自然赋予其形神以新的内涵，显然“神采为上，形质次之”就不太准确了。今人不再以书记事，以文载道，大部分书法家的作品是以写古人诗词歌赋为内容，以名文、名言、名句为主题，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，许多书法家颠倒了形与神的关系。形是固有的，固有的为元，即元气、元神，元是一种有生之物、书法的有生之物就是中国的汉字。神是美好的、理想的东西。没有形去说神是空洞的，书法的神采靠其形质来体现。形质潇洒，神采飘然，有了端庄大方的形质，才会表现出凛凛威严的神采。所以才应该形在先、神在上，怎么能说“形质次之”呢？“形质次之”，神采能好吗？
   书法作品离开了形去说神是无稽之谈，没有标准的说法；没有标准的说法，就是胡思乱想。近些年，出现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所谓书法，书不像书、画不像画的作品大量泛滥，究其原因就是忽略了书法的形质造成的。
    各物皆有品，书品、诗品、画品、人品，以人品为上。颜鲁公可谓忠烈之士，他作品的特点是体严法正。体即形，只有“严正”二字，从未见”形质次之”。与苏轼齐名的大书法家黄庭坚《论书》的核心内容是重韵，他所谓的“韵”即指在笔墨之外蕴含不尽的精神风度。如何使作品以韵胜？首先要去俗。他说：“学字即成，且养于心中无俗气，然后可以作，示人为楷式。”“形质次之”，能示人为楷式吗？如何去俗？必须加强学识与品德修养。黄氏又说：“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，又广之以圣哲之学，书乃可贵。”人品为上，这人品靠什么来体现呢？体现人品能离开“行端表正”吗？
    《千字文》中有“徳建名立，行端表正”之说，意即品德高尚可以建立功名伟业，行为端正可以成就理想目标。离了“行端表正”，就会丑态百出，过去是这样，现在依然是这样。不正则邪，邪不压正，正胜邪则治而安，邪胜正则乱而亡。此论不单说为人处世，亦可用于书法创作，启功先生对“行端表正”就极其推崇，书写过此文辞为内容的书法作品。
    “形质次之”只强调神采，而忽略形质，在当今时代已不能适应书法的发展与前进，必须形为先，神为上，二者并重之。